二战结束后，全球政治版图经历了剧烈重构，其中雅尔塔体系的建立是这一阶段最关键的制度性成果。该体系以1945年雅尔塔会议为核心，结合波茨坦会议等后续国际协商，形成了三大核心内容：一是对德日等法西斯国家的处置，包括战争罪行审判、领土调整与非军事化改造；二是联合国的正式成立，通过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制度构建集体安全机制；三是美苏势力范围的初步划分，从欧洲的德国分裂到亚洲的朝鲜半岛分界，奠定了冷战初期的地缘格局。
这一体系的影响具有双重性：积极层面，它加速了法西斯势力的彻底瓦解，推动了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合作机制，为战后初期的国际稳定提供了制度保障；消极层面，美苏基于实力划分势力范围的做法，埋下了意识形态对立的种子，直接导致后续冷战局面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雅尔塔体系的建立标志着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国际格局彻底终结，美苏两极主导的新世界秩序正式登场。
战后美国推行的冷战政策，是理解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的关键线索。其根源在于美苏意识形态的根本分歧与全球霸权的争夺：美国凭借经济军事优势，试图通过"遏制战略"限制苏联扩张；苏联则基于安全诉求与意识形态输出，构建社会主义阵营予以反制。冷战的具体表现包括政治上的"杜鲁门主义"、经济上的"马歇尔计划"、军事上的北约建立，其中马歇尔计划尤为值得深入分析。
作为美国对欧经济援助计划，马歇尔计划表面上是帮助欧洲战后重建，实则通过"经济援助+政治捆绑"的双重策略，既恢复了西欧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又将受援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其"两个结合"的特点——短期救急与长期经济整合结合、经济援助与政治条件结合——使其成为冷战经济战的典型案例，直接推动了西欧与美国的深度绑定。
随着北约（1949年）与华约（1955年）的先后成立，两大军事政治集团的全面对峙正式形成。历史上类似的集团对峙曾出现过两次：一战前的同盟国与协约国、二战中的轴心国与反法西斯同盟，但此次对峙具有更鲜明的意识形态对抗属性，且持续时间长达近半个世纪。这种长期对峙不仅影响了全球军事布局，更深刻塑造了各国的外交政策与国内发展路径。
二战后至1973年被称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其背后存在四大驱动因素：一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等技术突破极大提升了生产效率；二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加强，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的财政政策有效缓解了经济波动；三是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了大规模战争对经济的破坏；四是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与市场利用，通过不平等贸易体系获取超额利润。
1973年石油危机的爆发，标志着这一黄金时代的终结。此次危机呈现出"滞胀"特征——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暴露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内在矛盾。其启示在于：过度依赖外部资源、忽视产业结构均衡性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这也为后来各国推动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教训。
同一时期，全球经济格局出现多极化趋势。欧共体（欧盟前身）的建立是典型代表：面对美国经济霸权与苏联的威胁，法德等西欧国家通过关税同盟、共同农业政策等措施深化合作，不仅提升了欧洲整体经济竞争力，更推动了国际经济秩序从"美国单极"向"美欧日三角"的转变。这种变化直接动摇了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反映在政治领域则是西欧国家逐渐摆脱美国控制，寻求独立外交政策（如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
20世纪50-80年代的美苏争霸，是理解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的核心线索。其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苏联试图与美国平起平坐（如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政策），但整体处于守势；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苏联通过大规模军备竞赛取得战略优势（如战略核导弹数量超越美国），美国因越南战争拖累转入战略收缩；80年代，美国凭借"星球大战计划"重新掌握主动权，苏联则因经济崩溃走向解体。
争霸过程中，中苏、中美关系经历了复杂变化：50年代中苏同盟蜜月期，60年代因意识形态分歧走向分裂；70年代美国为对抗苏联推行"联华制苏"，中美关系正常化；80年代则形成"中美苏大三角"互动格局。这些变化揭示了一个核心规律：国家间关系的本质是利益博弈，意识形态认同需服务于现实战略需求。
1989-1991年的苏东剧变，标志着两极格局的最终瓦解。其本质是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系统性危机，经济停滞、政治僵化、民族矛盾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事件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深远：一方面，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单极世界"论一度盛行；另一方面，欧盟、日本、中国、印度等力量崛起，推动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加速演进。
第三次科技革命是战后影响力的生产力变革，其兴起源于二战期间的技术积累（如雷达、原子弹研发）、战后各国对科技的重视（美国的"曼哈顿计划"延续、苏联的航天工程）以及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与前两次科技革命相比，此次革命具有三大特点：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大幅缩短（如计算机从实验室到普及仅用20年）、各领域技术交叉融合（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结合催生基因工程）、影响范围覆盖全球（互联网的普及打破地域限制）。
其影响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推动信息产业成为新支柱），更深刻改变了社会结构：知识经济兴起使教育的战略地位提升，全球化进程因交通通讯技术进步加速，同时也带来了网络安全、生物伦理等新挑战。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涌现了多位科学巨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奠定现代物理学基础，居里夫妇在放射性研究上的突破开启核科学大门，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则为化学发展提供了基础框架，这些成果共同构成了现代科技体系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