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经济格局的剧烈变动，是理解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重要切入点。这一转型的核心推动力，与19世纪中叶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大规模渗透直接相关。当西方工业产品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市场，传统经济体系首当其冲受到冲击。
具体来看，经济结构变动呈现三大特征：其一，自然经济逐步解体。以家庭为单位、"男耕女织"为典型的传统小农经济，在洋纱洋布的冲击下，家庭手工业逐渐破产，农民被迫将更多农产品投入市场，自然经济的封闭性被打破。其二，近代企业开始出现。19世纪60年代起，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轮船局等一批官办或官督商办企业，这些企业采用机器生产，开启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先河。其三，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19世纪60-70年代，受外商企业刺激与洋务运动诱导，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投资近代工业，如方举赞在上海创办的发昌机器厂、陈启沅在广东开设的继昌隆缫丝厂，标志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初步兴起。
民族资本主义作为近代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历程充满曲折。从19世纪70年代诞生至20世纪40年代末，大致经历了产生（19c60-70s）、初步发展（甲午战后）、短暂春天（一战期间）、较快发展（国民前期）、日益萎缩（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等阶段。每个阶段的起伏，都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国际形势密切相关。
就发展特点而言，民族资本主义表现出显著的"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特征。资金层面，企业创办资本多来自个人积累或借贷，规模普遍较小，如早期民族企业资本多在万元以下；技术层面，设备依赖进口，技术人才匮乏，导致生产效率偏低。地域分布上，70%以上的民族工业集中在上海、广州、天津等东南沿海城市，内陆地区几乎空白，这种失衡与列强侵略的区域侧重直接相关。行业分布更显局限，纺织、面粉等轻工业占比超80%，钢铁、机械等重工业发展滞后，始终未能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
制约其发展的根本因素，在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帝国主义通过商品输出、资本输出控制市场与资源，封建势力凭借土地所有制与苛捐杂税压缩利润空间，官僚资本主义则通过垄断经营挤压民族资本生存空间。历史实践证明：在未实现民族独立的前提下，"实业救国"难以突破三重压迫的枷锁；只有赢得国家独立，才能为经济现代化创造根本前提。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成为核心课题。从国民经济恢复到改革开放，党和人民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探索。
1949-1952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面对长期战乱留下的千疮百孔，通过土地改革、统一财经、合理调整工商业等措施，到1952年底，工农业生产基本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为后续建设奠定基础。
1953-1956年，国家展开三大改造与"一五计划"。三大改造针对农业（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成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公私合营实现私有制向公有制转变），至1956年底，生产资料公有制占比超90%，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同期实施的"一五计划"（1953-1957）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集中力量建设156个重点项目，长春汽车制造厂、沈阳机床厂等相继建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初步基础。
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既有成功经验，也有深刻教训。1956年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国内主要矛盾（人民对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与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需求之间的矛盾），提出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主要任务。但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相继展开。"大跃进"片面追求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的高指标，违背经济规律；人民公社化运动推行"一大二公"，超越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最终导致1959-1961年严重经济困难。1961年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通过降低工业指标、恢复农村经济等措施，使国民经济逐步恢复。
1978年是关键转折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突破：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率先实行"大包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推广，极大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城市改革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后，国企改革全面展开，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承包经营等方式，逐步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
1992年是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里程碑。邓小平南方谈话明确"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同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勾画了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1997年十五大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化阶段。
对外开放格局同步推进，形成"经济特区（深圳、珠海等）—沿海开放城市（大连、青岛等）—沿海经济开放区（长江三角洲等）—内地"的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开放体系。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1990年启动）更成为90年代改革开放的标志，带动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经济发展。
经济与政治的变革，必然引发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这种变迁体现在物质生活与社会习俗两大维度。
物质生活方面，"衣、食、住、行"发生显著转变。服饰上，传统长袍马褂与西装、中山装并行；饮食中，西餐、罐头等西式食品进入城市；居住方面，上海等通商口岸出现西式洋楼与传统民居结合的里弄住宅；交通通讯领域，19世纪70年代淞沪铁路通车，轮船局成立后轮船航运普及，1877年福建架设中国条电报线，电话也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大众传媒领域，《申报》《时务报》等报刊成为信息传播重要载体，电影《定军山》（1905年）的诞生标志中国电影事业起步。
社会习俗的变革更具思想解放意义。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废止缠足""剪辫易服"等法令推行，跪拜礼改为握手、鞠躬，"大人""老爷"等称呼被"先生""同志"取代，传统等级观念受到冲击。改革开放后，社会生活注入新内涵：环保意识增强，绿色消费成为趋势；旅游度假从少数人特权变为大众休闲方式；互联网的普及更改变了信息获取与社交模式，手机、网络购物等新事物深刻影响日常生活。
从近代经济结构的剧烈震荡，到民族资本主义的艰难成长；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实践，到社会生活的时代蜕变，这些知识点共同构成了高中历史近代中国模块的核心脉络。系统掌握这些内容，不仅有助于应对考试，更能深化对中国近现代发展逻辑的理解，为认识当下社会变迁提供历史视角。
